农谚流传相当久远，不少古书上已有记载。例挥促矿项如，现今流行的“秧好半年稻”，“麦要浇芽，菜要浇花”，“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赫”，“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等农谚，见之于明末的《沈氏农书》：“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水”，见之于明末的《天工开物》；“无灰不种麦”，“收麦如救火”见之于16世纪初的《便民图纂》；“六月不热，五谷不结”，“六月盖了被备历火精执速太哥溶曾，田里不生米”等见之于14世纪初的《田家五行》；“若要麦，见三白守研”，“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见之于此钱判8世纪初唐朝的《朝野佥载》；“欲知五谷，但视五木”，“耕而不劳，不如作暴”，见之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古书中引用的农谚，还往往冠以“谚云”或“古人云”字样，说明被引用的该句农谚起源更早，到底早在何时，就不一定都能在文献上找到。至少目前所知，有些农谚可以远溯至数千年前，如浙江农谚：“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一句，同样见之于西汉（公元前1世纪桓宽的《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茂林之然径供维告却案让下无丰草，大块之听配间无美苗。”“骤雨不终日，飓风不终朝”与老象倍威价果损映呀屋关子道德经第二十三章“飘风不析李胡商识纪烈胡终朝，骤雨不终日”相密或用若保须放么终似。由于农谚的来源可以不断地追溯，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农谚的起源是与农业起源一致的。而农业的起源远肉安战杀族如件常早于文字记载，所以农谚的起源也一定在有文字以前了。如果说，音乐、舞蹈理信、歌谣都起源于劳动，那么，农谚实在是农业劳动中从歌团燃谣分化出来的一支重要分支。歌谣与农谚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倾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即着重社会关模橘系方面的；而农谚则描写劳动人民与自然斗争，即着重生产方面的。这种区分是后来逐渐发把灯亚来介读拉众展的结果，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截然划分的界限。因为农谚本来也可以包括除了农业生产以外的“立身处世”的经验，再说农谚本来也可以包括除了农业生产以外的“立身处世”的经验，西发赶围台华院就右再说农谚的音律和谐，合辙押韵，形式动人，富有生活气息，也难与歌谣截然划分各跑世远道刑治达。古代农业社会更是如此。例如《诗经》的“七月”、“甫田”、“大田”、“臣工”等等，既是歌唱农事操作的，又是农民抒发感情的教。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谚才从歌谣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同时，属于纯粹生产经验的农谚旦或团，也不断增加、丰富起来，成为指导生产的兴直德植航革还一个重要部分。
二、农谚在生产上的作用
农谚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的东累起来的经验结晶，它对于农业生产必然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他们的经验主要靠“父诏其子，兄诏其弟”的口头相传方式流传和继承下来，农谚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还没有同代的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农民就拿多年生树木的生长状态作为预告农事季节的依据，因为多年生树木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客观气候条件，于是产生了“要知五谷，先看五木”的农谚。在指导播种期方面，有许多反映物候学的谚语，如“梨花白，种大豆”；“樟树落叶桃花红，白豆种子好出瓮”；以及“青蛙叫，落谷子”等等。更多的是根据二十四节气指出各种作物的适宜播种时期：如“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草子正当时”；“白露白，正好种荞麦”等。农民有了这些农谚就能掌握适时播种。另外如“立冬蚕豆小雪麦，一生一世赶勿着”；“十月种油，不够老婆搽头”等谚语，却是失败教训的总结，提醒人们要抓紧季节，不误农时。
如果我们把作物生产的全部过程分成几个环节，几乎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农谚。例如水稻从播种起，选用良种有“种好稻好，娘好囡好”等；培育壮秧有“秧好半年稻”等；插秧技术有“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早稻水上飘，晚稻插齐腰”等，施肥有“早稻泥下送，晚稻三遍壅”，“中间轻，两头重”等；田间管理有“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等等。拿水稻一项来说，浙江就有500条左右农谚。农民有了这些农谚，就好象现在有了技术指导手册一样，曾经起过很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老农民中都还保留有这种习惯。1959年我们在丽水县向一位老农了解当地播种粟的经验，他就举出“红粟头上一枚针，只怕浅来不怕深”的农谚，并且拿粟和芝麻相比，说：“芝麻头上两瓣叶，只怕深来不怕浅”的农谚，生动地说明了单子叶植物（如粟）和双子叶植物（如芝麻）对播种深度的不同要求。我们在平阳县总结当地种植龙爪稷（当地称粟）的经验时，农民又举出“稻倒收一半，麦倒没得看，粟倒一箩收箩半”的农谚，说明龙爪稷的特点是不怕倒伏。诸如此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足以证明农谚对指导农业生产起着很大的作用。
三、农谚内容的特点
农谚讲的是农业生产。广义的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农之中还包括农作物、果蔬、蚕桑等，这些内容在农谚中都有。再说，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壤、肥料、水分、温度以至于季节、气象、气候条件，这些方面在农谚中占有大量内容。农业生产又是由人在进行的，因此农谚中还有很多内容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经营管理的经验等。解放前费洁心所收集的《中国农谚》，是由时令、气象、作物、饲养、箴言等五大部分组成的，虽然不很理想，但可以从这个分类中看出农谚内容的几个特点。据笔者对该书5953条农谚的统计。[1]属于时令之部的为2961条，占全部的40.45%；气象之部1556条，占26.22%，作物之部1020条，占17.18%；饲养之部251条，占4.23%；箴言之部707条，占11.91%。从个分配的百分率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气象与时令的农谚共占2/3，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过程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不违农时，适时播种，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化的机器耕种，农业技术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只有适时播种是不能任意改变的。为了正确掌握农时，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经受了足够的教训，因而以时令为中心的农谚竟占到40%左右。旱、涝、风、寒等自然灾害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时期，更是无法克服的莫大威胁，因此企图掌握自然灾害规律的农谚也占到1/4。
费洁心所收的农谚，限于他个人的条件，共只5953条。建国以后，农业出版社以吕平为主，进行了有计划的全国农谚收集工作，共得10万余条，经过归并整理分类，共得31400余条，分成《中国农谚》上下两册出版。上册是农作物部分，包括大田作物、棉麻、果蔬、蚕桑、豆类、油料直至花卉为止，据笔者统计，共约16200余条；下册为总论及畜牧、渔业、林业等部分，总论包括土、肥、种、田间管理、水利及气象等，共约15200余条。又将该书上下两册按类分别统计结果，大体上同上述费洁心的统计结果类似。但所见的规律性更为明显。即全部农谚中，以气象农谚最占多数，共得7903条，占全部的25.16%。其次就是水稻，共4573条，占全部的14.56%；第三是麦类，共3596条，占全部的11.45%。其余的分散到各种作物上，条数有多有少，都远不及稻麦那样多。稻麦及粟黍类农谚条数的比例，很像笔者对《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谷部文献所作统计的结果，在《集成》中，也是以稻的文献量占首位，各种麦合起来居次位，粟黍又次之，三者所占比重超过其他任何的作物。[2]文字记载量的比重同农民口头谚语的比重如此一致，是客观事物规律的如实反映。将果树和蔬菜类供不应求也只得1571条，占全部的5.00%。粮食方面，像玉米和甘薯是迟至明末才引进普及的。玉米很快积累起222条，当然比重不高，仅占0.70%；甘薯积累起366条，占1.16%。自古农桑衣食并举，棉花较之蚕桑是后起的，但推广极快，积累的农谚超过了蚕桑，棉花有1243条，占3.95%；蚕桑只355条，占1.13%，蚕桑的农谚不应这样少，其原因待查。农作物和畜牧这粮畜两条腿中，畜牧部分的农谚远少于作物，只有1433条，占全部的4.56%，这是中国农区食物结构的特点，农区人口增长的压力使得农区拿不出更多的土地饲养家畜。在家畜的农谚中，以猪最多，猪在南方是舍饲杂食，不需草场牧地。家畜农谚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家畜的鉴别农谚较多，且很生动有据，很像汉代以来的《相马经》、《相牛经》之类，只是句子短少而已。
下面再就农谚内容的特点试作分析，归纳为三点六性：
地域性和普遍性。农谚的地域性，实际上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地域性。例如不同地区作物种类不同，播种、收获季节不同等等。浙江农谚：“麦黄种麻，麻黄种麦”，陕西农谚则为“麦黄种糜，糜黄种麦”，这是作物因地域而不同。华北农谚“七金、八银、九铜、十铁”，“秋收不耕地，来年不能定主意”，这是反映北方冬季休闲、一年一熟耕作制的，在南方就不是这样，浙江农谚“草子种三年，坏田变好田”，“烂冬油菜旱冬麦”，反映浙江地区冬季不是种绿肥，就是种大小麦、油菜以及蚕豆、豌豆等，很少休闲，更没有七月八月就耕地准备过冬的。地域性差别最大的是播种期，华北种麦的适期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浙江则是：“寒露早，立冬迟，霜降前后正当时”。种芝麻和小米，华北是：“小满芝麻芒种谷”，浙江则是“头伏芝麻二伏粟”。
但在许多农谚里，尽管地区不同，条件不同，却都有类似的说法。如大豆的“干花湿荚，亩收石八”，南北各地都这样说；浙江农谚“割麦如救火”和华北农谚“麦收如救火”一样；“寸麦不怕尽水，尺麦但怕寸水”在浙江、苏北等地都有同样农谚：“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有钱难买大肚黄”……等等都是普遍性的农谚。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作物的生物学特性是它本身遗传性的表现，其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栽培原理往往是具有共同性的，还有一些基本原理相同的栽培环节如深耕、增施肥料、中耕培土等，反映在农谚上也大体一样。如华北、陕西农谚“种田不上粪，等于瞎糊混”；苏北农谚“不施粪，瞎胡混”，浙江农谚“种田无师叔，只要肥料足”；以及华北农谚“锄头有三分水”和浙江农谚“旱来锄头会生水”等等，意思都一样。
不论地域性和普遍性，就其表达形式的类似来看，说明当初某条农谚可能发源于某一地区，随着传播开去，各地就按照自己地区的特点（如作物的、耕作制的、季节的、口语习惯等）予以变通，最明显的如播种期，几乎“××早，××迟，××××正当时”成为各地农谚的共同表达公式了。
概括性和科学性。概括性和科学性是农谚的最重要特点，由于农谚是口头相传的，必须简短流畅，便于记诵。但它的内容又很丰富，所以必须精练深刻，发人深思。许多农谚看来似属简单浅显，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需要我们予以分析说明。例如种植绿肥的农谚：“若要草子好，经常三分燥。”一般地说，草子是喜欢湿润土壤的，但欢喜湿润并不等于不需要空气，农民特别指出“经常三分燥”。据科学研究证明，草子田土壤的湿度以70%左右最好，由于地下水位降低，增加了氧化层的厚度，缩短了还原层的厚度，可使根系及根瘤发展良好，这就是农谚的概括性和科学性所在。其他如“麦浇芽，菜浇花”6个字就概括了两种冬作的施肥关键；“山园直插，荡园斜插”，指出甘薯要根据不同水分条件，采取不同的扦插方式。“牛粪冷，马粪热”，在牛马粪中还分冷热，似乎没有道理，实际上由于牛、马的饮料不同，粪中微生物的活动也不同，发酵发热的能力是大有差别的。有些栽培措施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影响品质。如农谚指出：“九耘谷无毛，三削麦无糟”，是很有道理的，应该如何解释透彻，还值得深入考虑。有些农谚必须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揭发其理论意义，例如“种稻难种三黄稻”，“有钱难买大肚黄”。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提出的三黄三黑问题，几年来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和陈永康同志一起搞科学实验，初步明确了“黄是代表晚稻个体发育过程中在转折点上的一种生理状态，每次落黄后，植株即转向另一新的阶段”。这才算初步阐释了三黄问题，但是，目前还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农谚中像这种概括性强，富有深刻科学原理的，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用现代科学知识或通过具体试验研究，予以分析提高。
群众性和通俗性。农谚极大部分作者是广大的劳动群众，这就决定了农谚的思想、感情以至于表达形式必然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生活气息、泥土气息的，并且便于记诵，相互传播。其中最常用的是把生产技术措施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说明，最易为群众所接受。如说明拔秧以前要略施起身肥，以利发根，但又不必太多，农谚就说：“秧苗起身，还要点心”，以“点心”来比喻起身肥的作用和分量，恰到好处。冬季种麦子没有灰肥是很大的问题，农谚用“无灰不种麦，无酒不请客”来强调说明灰肥的重要性。稻缺氮肥，叶片发黄，亟需增施肥料，农谚用“稻子黄恹恹，主人欠它豆饼钱”来讽喻。玉米打顶后可以促使植株生长有力，结棒子粗壮，农谚就用“玉米去了头，力气大如牛”来比喻，其他如“番薯不怕羞，一直栽到秋”，“种田草子河泥，小孩糖梗荸荠”，“秀稻黄，吃块糖；秀稻黑，没得吃”等都是生动活泼而又含意深刻的好农谚。在我们继承农谚遗产、总结农谚的特点时，必须把握农谚的群众性和通俗性这一特色。
四、农谚结构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总结农谚，有必要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农谚，就其句法结构和表达方法作些剖视，以便从中学习一些对发展新农谚、创造新农谚有益的经验。
（一）农谚的句法农谚的句子比较精炼朴素，但是把大量的农谚加以排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农谚的句子也相当错综复杂。先就每句的字数看，据笔者就全国农谚15823条（约36万字）的分类统计，[3]最少的是3字一条，最多的是196字一条。如将字数不同的各条称为一个“句类”，则从3字一条顺次到58字一条，共有56种不同句类：从60字到196字，共有34句类，总计从3字条到196字条共有90句类。值得注意的是，这90种句类中各类所拥有的句子数是不平衡的，绝大部分集中于10、8、14、12、7、6、13、5、16、20、9和11等12种句类中，共有14524条，占总数的91.79%；而这12句类中，又以10、8、14、12、7、6等6句类为最多，共11857条，占总数的74.93%。另就浙江农谚农作物部分的统计来看，也存在同样的分配情况（表17）。
从下表可以看出很重要的几点：
1、农谚是人们口头流传的谚语，除个别情况外（如九九歌之类），一般每句类字数不宜太多，否则不便于口头传诵。尽管有些农谚可达100多字，而实际上占绝大多数的不超过20字，更多的是不超过14字。又因为农谚的内容很丰富，太短了就无法表达较多的内容，所以6字以下的5字、4字、3字句也不太多，在全部15823句农谚中，5字句只出现468句，占2.95%；4字句只出现150句，占0.94%；3字句更少，仅出现6句（因限于篇幅，这里没有将各句类所占分配情况一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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