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中，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关系，可以用恶劣一词来形容。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说，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郎在演讲中认为顾雏军通过其个人全资公司GreencoolCapitalLimit-ed控制麾下格林柯尔系三大产业：制冷剂、冰箱和客车，以仅仅9亿多元人民币，换了100多亿资产，是利用科龙强大的现金流，而不是靠个人的资金来建立冰箱帝国。没有多久，顾雏军便委托律师上告香港高等法院，以诽谤罪起诉郎咸平。郎咸平也随后聘请律师对峙，案件到目前为止还没了结。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郎咸平和顾雏军是非常好的关系。郎顾之争起于两人经济纠纷，由于郎咸平充当顾雏军的吹鼓手，但是顾雏军许诺的公关费最后并没有兑现。最终两人交恶。尽管有媒体报道和有人出来指正过，但是郎咸平百般抵赖。
2004年8月底，就在郎顾之争越演越烈之时，笔者给顾雏军写了一封信。目的只是想告诉顾雏军：郎咸平批评你们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个“钱”字。他这个工作就是在香港、美国等地属于一类“职业扒粪”所做的事情。信的内容如下：
“郎咸平回内地第一站是担任大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综合研究所顾问一职，我和他是同事兼上下级关系，对不学无术、喜欢卖弄、疯狂掠财的真面目有着非常深刻地了解。我现在给您写信，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告诉您郎咸平批评你们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个“钱”字。
我正在写一本书，叫《郎咸平的真面目》或者叫《大骗子郎咸平》，我只所以面对许多朋友的反对，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纯粹是出于气愤和良知，而不是为了什么名、什么利。郎咸平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 “郎监管”， “中小股东的代言人”，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来内地捞钱。尽管这件事与我个人关系不大，但是一个人总是不以建设性眼光来看待我们企业家，不能以正确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暂时难免的一些现象，动不动就给谁一棒子。如果大家都这样，就没有人去真正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整个国家都被这种舆论所主导，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作为新一代青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还是应该站起来，告诉大家一些真相。即使我倒下了，也是死得其所。
我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就是告诉善良的朋友，你们在被他欺骗、利用，希望大家不要再将其捧为道德楷模，救世主。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揭露郎咸平的所作所为，揭露其不学无术、喜欢卖弄、疯狂掠财的真面目。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告诉人们大家崇拜的郎咸平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告诉人们郎咸平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目的就是让郎咸平彻底滚回老家去，不要再在内地指手划脚。”
其后不久，笔者和科龙副总裁严友松取得联系。从严友松那里笔者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在笔者见到严友松时，正是报纸和网络热炒“科龙高管严友松：郎咸平是三无书生”的话题。严友松再三声明关于“郎咸平是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纯属谣传，“三无书生”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来源于一位同是做营销的一位专家的评价。这位专家与郎咸平相识，对郎咸平的底细非常了解。在郎顾之争非常激烈之时，这位专家打电话给严友松，称“凭他对郎咸平的了解，郎咸平是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而严友松不过是转述他朋友的观点而已。严友松称：科龙绝对不会作这样下三滥的评价，这是外界以讹传讹，对于郎咸平这个人，为了不让他达到“炒作出名”的目的，科龙不想作任何好的或坏的评价，所有好的或坏的评价都与科龙无关！
由于一些媒体报道，严友松称郎咸平是“三无先生”。这给他的工作和精神方面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严友松说他接到了声称“要为郎咸平用刀说话”的公然威胁。一些人不了解真相，以为严友松是在维护公司利益，才反对郎咸平，才转述朋友的“三无先生”的评价。
严友松介绍，在两人交恶之钱，其实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用“密友”一词来形容。
据严友松介绍，郎与顾“度蜜月”的时候，郎咸平前几年从香港到内地的粤港两地车都是顾雏军提供的，是你的就是我的，两人东西不分彼此，郎顾之间的关系可见不一般。
另据严友松透露，郎咸平刚回内地的时候，手头不是很阔绰，作为好朋友，顾雏军看在眼里，也付出在行动上，不仅时常出手大方，给郎咸平一些接济，而且顾还为郎偿还过几十万的私人债务。
至于两人如何结怨，这得从前几年的炒作科龙股票一次攻关费说起。具体的一些细节由于严友松没有参加，所以不好评价。
2002年6月号的《新财富》杂志确实刊登有郎咸平的大作《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文章把顾的行为列为“善良的管理人”，并把顾在科龙只拿12元年薪的行为与美国地产大王川普(DonaldTrump)拯救破产企业时只吃10美元午餐和带着儿子在K-mart(美国最便宜的穷人超市)购物的经典美德案例相提并论，郎咸平在文章中写道：此文的由头是格林科尔收购科龙后，科龙高管“除有一位年薪750万元之外，还有一位超过600万元、一位超过500万元、两位超过300万元。如此高薪远远超过国内上市公司高层平均年薪12万元的水平”。
郎咸平在文中引述科龙内部人员的说法称，支付给高管的大笔款项不仅仅是薪酬，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该公司被格林柯尔收购后高层人员的遣散费。“他们这种说法可能源于美国上市公司一种惯例。”
郎紧接着引入了“善良的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认为以证券市场监管而言，刚性的 证券交易法不可能详细罗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该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员就可以随意地罔顾公序良俗而为自己图利，他们仍然会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的约束。
“据了解，顾雏军的年薪是12元。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美国著名地产大王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读者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郎咸平对顾雏军做法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巧合使人正好应证了顾与郎以前的关系非常好的判断。
郎咸平的大作《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是如何出台的？这中间有什么猫腻？郎教授的学术怎么会如此颠三倒四？我们可以从郎咸平的学生宋振的起诉状中找到答案。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月16日报道，香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SungChun日前诉诸香港高等法院，称顾雏军和格林柯尔曾经在2001年底、2002年初委托他联系郎咸平，希望郎撰写一篇对格林柯尔有利的文章，澄清不利传闻以挽救股价大跌的局势，并承诺支付1000万至2000万港元作为中介费。
Sung起诉书称：当时，国内数家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文章质疑格林柯尔产品、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随之股价狂泄，两天之内，市值蒸发10亿港币。当年12月10日，顾紧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只是他针对媒体若干质疑所给出的回答相当无力，有的问题则避免正面回应，当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顾认为其中部分质疑是竞争对手的“栽赃陷害”。于是委托Sung寻找学者撰文以挽救股市。Sung把顾介绍给自己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的老师郎咸平认识，并向郎提供了有关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之后不久，郎咸平在国内的一家著名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顾、格林柯尔和科龙(0921.HK)(当时顾已经取得科龙的控制权)的文章；内容对格林柯尔有利，结果格林柯尔的股价不久便出现回升。
宋秦在诉状中还称，顾雏军存在操纵内幕交易行为，并披露了他与顾相识并充当顾操盘手的经过。宋秦称，2000年7月结识顾雏军，担任顾在新鸿基证券的经纪。同年11月，顾通过他在英属处女群岛的公司GreecoolConcord买卖科龙股份。到2001年2月顾向宋表示由于该公司与上市的格林柯尔公司同名，容易被大众知道他在买卖科龙股份，因此指示宋卖出所持有的科龙股份。2001年3月顾指示以上述两家英属处女群岛公司名义开户，在当年8月到10月间继续买入科龙股份。而广东科龙在同年10月底公布顾收购其股份，成为科龙最大的单一股东，因此顾雏军在当年8月到10月的证券买卖属于内幕交易。
看到有内部人出来揭底这个情况，郎咸平非常紧张。先说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学生，否人和宋振认识。2005年1月18日，郎咸平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他也从来没有和我做过研究，我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
随着事情的发展，加上宋秦的指正，郎咸平在后来发表的声明中，不得不说“他（宋秦）是我1994年的学生。”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上千个学生，对学生现在的行为，他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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