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是治疗婴儿痉挛症再常见不过的药物，但是这种常见药在2015年却闹起了“饥荒”。
以往7块八一盒的药物在医院很难买到，而黑市上却卖到了4000元，翻了500倍。
其实，廉价药闹药荒已不是新闻。
前段时间，就有放线菌素D的化疗药物由于缺货急用，全国多地医生、患者在微信、微博等平台紧急寻药。
最后，还是得用高出国内药价几百倍的进口药来代替。
面对市场上逐渐消失的“廉价药”，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关键时刻，为何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却成了孤药？
这些物美价廉、性价比极高的廉价救命药如今都去哪儿了？
廉价救命药踏破铁鞋无觅处
廉价药由于其价格可及且疗效显著，在市场上相对需求较广。
但近年来，廉价药经历了从盛行到短缺再到停产的阶段。
据39健康网了解，放线菌素D又称更生霉素，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主要用于横纹肌肉瘤、恶性淋巴瘤等。
平时使用量不大，但由于产量小一直很紧俏。
某三甲医院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放线菌素药价格比较便宜，一支才差不多18块钱，大概是因为利润的因素，厂商不愿再生产。而这类药的替代品，大都是进口的，一支同样的一次性用药，价格却需上千元。”
医生介绍，除了放线菌素D，还有一些药品，比如临床介入治疗上用作溶解药物的碘油也已经断货了好几个月。
“碘油二三十块钱一支，进口的价格容易被哄抬到上百元，就算如此也不一定能买到。”而碘油在许多医院一天就需要用七八十支。
如此，只能让患者自己想办法，或者医院提供一些渠道，让患者自行购买。
目前，临床需求和药房能够提供的药品之间存在较大矛盾，许多药品临床上必须使用，可是工业上却无法提供。比如平阳霉素、博来霉素、长春新碱等，这些药品经常供不应求。
据公开资料统计，从2004年开始，平均每年都有一种廉价药断货的情况发生。
2011年上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鱼精蛋白纷纷告急，这个急救药的缺货导致一些心脏手术不得不停做，医院和患者四处求药无门。
这一个个的话题都将廉价药，特别是低价的救命药“低价断货”现象推向了讨论的焦点。
生产或不生产？这是个问题！
为何购买“白菜价”的廉价药变为了奢侈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哪种商品，价格越低利润空间就会越小。
廉价药供应断档的原因不难想象：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年年上涨，销售价格较低，进入医保支付体系后无法随市调价，导致企业没有生产动力，很多医药企业只能用其他药品的盈利来弥补这些廉价药的亏损。
与此同时，在原有“以药养医”体制下，廉价药即便是在医生中口碑好、对患者疗效好，但是从医药经济学角度考虑，并不受卖方市场欢迎。
相应地，高价药补缺也就“顺理成章”。
一项对全国12座城市4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有500多种，短缺的已高达342种。
某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药物无非是因为无获利空间而不再生产，但这样做无疑丢失了药企的良心，许多患者很可能就此失去生的希望。”
“企业放弃生产廉价药转而去生产利润较高的药品，或者通过所谓的“研发”、“创新”生产出一种仿制药，抬高药价，这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企业追求利润的一个动机所造成的现象。”
专家指出。
政策护航还需“再大力”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政府需要做的是加强药品质量监督，并在药品定价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的呼声，在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时候，不要将药品价格一味压低，伤害企业的利益，最终患者吃亏。
只有药价回归市场，廉价又有效的药品才会顺其自然地留下。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廉价药品的保护问题。
近两年，江苏、广东、甘肃、山东等地纷纷公布了低价药品目录、对低价药进行单独招标；
2013年，上海则拟对低价药品目录不招标，并计划全部采纳发改委的低价药目录；
2015年6月1日起，我国更是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政府对绝大多数药品不再直接定价，把定价权交给市场。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在解读药价改革文件时表示，药价改革的实质是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也就是由政府定价变为由市场形成价格，目的是使药品价格既体现价值规律又反映供求关系。
政府包括政府的相关部门是市场的监管，而不是市场的主体。如果直接招标药品就是深层错位，就是越俎代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如今廉价救命药断工，说明虽然行政干预药价存在诸多问题，但完全放手市场也不可取。许多罕见药、特殊药、廉价药由于销量不好、成本过高等原因都面临着市场失灵的难题，需要行政之手来补齐短板。
因而，有专家建议，对于用量不确定但又不具替代性的易缺廉价救命药，以省或地区为单位建立易缺廉价救命药的储备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此类药品的采购、储备及调拨。对承担此类药品生产的药企，可给予财政补贴，提高其生产积极性，避免患者因等药而失去原本可以治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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