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来自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360问答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目，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求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场烟镇月战为喜议感互语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加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稳紧获刚土美甲帝满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满训整货绿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混运非品王请江。政有大小，故有滑持助家逐孙工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年担广志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一土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赵段过五如移千民起东，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声钢挥阻京汉《关雎》之义也。
译文：《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克际球然所袁值查晚。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讨轴业房华绿耐己的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占单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望独矿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
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得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
“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
扩展资料：
《毛诗序》特征分析：
1、“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情志统一，承认诗歌抒情言志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诗歌创作要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能超越礼义的界限。“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2、“讽谏”说。《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
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说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
3、变风变雅“变风变雅”首见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西周后期，周室衰微，政治黑暗，朝纲废弛，社会动荡，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在《诗经》中，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
“二雅”的怨刺诗，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怨刺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成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二雅”和国风中的怨刺诗由于创作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其表达的感情也有所差异。“变雅”的创作者为周室贵族，其中的作品如《大雅·民劳》，在反映现实政治时又含有对统治者的规劝，怨愤情感并不强烈，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但“变风”作品创作者多为下层民众，深受苛政之苦，在《魏风·硕鼠》中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甚至在《墉风·相鼠》中，作者发出了怨恨的咒骂“不死何俟？”、“不死何为？”、“胡不踹死？”，这些就不能说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了。
《毛诗序》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对文艺的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更因为其对后世文论家的影响。有许多儒家思想的文论家是按照《毛诗序》的启迪来构筑自己的诗论框架，如白居易重视诗歌社会作用，用诗歌来批判现实政治的理论主张。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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