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之由来与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概括起来，无非源、流、潮、落四大阶段。诗经楚辞之风骚，乃其源；汉魏六朝之古风，乃其流；唐诗宋词之今韵，乃其潮；至于元、明、清，乃戏剧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对于诗歌来说，虽时有浪花与漩涡呈现，但已进入跌落阶段。尽管清代乾隆年间诗词有一段所谓中兴时期，但这也否定不了元、明、清乃诗词跌落时期的大势。若无此一时之漩涡出现，则诗答背缺词发展早就进入破灭时期了。诗词发展到近代，由于取消国学教育加之白话文的兴行，诗词已是余烬半熄，走向了灭亡阶段。这就是中国诗歌历史之概况。本章主要叙述源、流、潮三大阶段。 一、诗歌之源——诗经与楚辞 中国乃最早的诗歌国度。早在远古部落联盟时代罪突气，部落联盟酋长手下，便设有专门管理诗歌音乐的官员，例如舜帝时的乐官名夔。《史记•五帝本纪》有此记载：“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垂食紧附奏或止代犯景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布胡甲洲准提据二胶治川’夔曰：‘於。予击石拊石思汽印划，百兽率舞。’”虽然那时以石为乐器，但却配以“诗歌”了（“於”读wū，应词也）。《史记•五帝本纪》另有记载：“于是，大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九招乃招致异物之乐，故曰“九招”。当是九大图腾部落合成的部落联盟之歌，如同今之国歌一样。后人因“招”乃乐曲，故变手字偏旁为音字偏旁，而得“韶”字，这应是韶字的最早字义。故“九招”又谓之“九韶”房的波联布找零简微与活，分为九章，每章各颂一个图腾，即后人所谓的“九韶”或“韶乐”了。在古代“九”为大数，乃概数而已，并非只有九个部落。有点说远了，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从部落联盟时代起，各个时代都有专门管理诗歌音乐的乐官。乐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和整理民间的乐曲、诗歌或歌谣，雨何哥千加以整理，然后用以教化儿童（“教稚子”）。这也是最早的国家教育机构了。从孔子教育儿子就可以看出，古代对诗歌的教育作用是相当重视的。《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片结金轮还。’鲤退而学诗。”“尝独立古料随把状除改末增”是说“孔子一个人（曾经）站在院子里”。“鲤”乃孔子的儿子孔鲤因又系裂振陆木名热压却。“诗”即诗经。孔子在这里指出：不学诗经，就难以出言说话。或者说，不学好诗经，就不会说话。当然这里的“言”是指雅言，即符合文理会里口离那质编干选对的全国通行的国语，不是俚语土话让家维罗京种个误于。 诗歌乃最早的文底鲁久青学体裁，还没有出现文字以前，诗歌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诗歌源于劳动。大家都知道，集体劳作时，人们往往要喊号子。号子具有节奏，可以调动人们同时用力，使合力集中。号子源于劳作时呼、吸气发出的喔唷声，因此具有节奏。后来汽赶伟宣势人们便编一些歌词，用于号子中喊资谈阳真战操许唱，这些歌词便是诗歌的雏形。将劳动号子编成歌，边劳动边随着节奏歌唱，这亦能减轻人们的疲劳度才务棉走。例如《帝王世纪》所记载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就是一首有文字历史以前流传下来的古老诗歌。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平，国无税敛，官无俸禄，民风纯朴。庶民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自食其力的生活谈队由往族误试老杂马妈。那时，尚未进入孔介操季湖定威呼结贫富两极分化，乃一原始自然的和谐社会。人民劳作或闲暇时候，便作歌自娱。据传，《击壤歌》乃当时五十位长者击壤时咏唱之歌。击壤，当是平整田壤或筑路夯土之劳作。由此可知，诗歌最早源于劳动，这是无可非议的。该诗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帝王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帝力，帝王的好处。力，通“利”也。可见那时的帝王并非暴力统治者，而是与庶民平等的领头人，亦是自食其力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未“摄行天子之政”前，亦是耕作之庶民。史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文中“历山”，山名；“雷泽”，湖泊之名；“河”指黄河；“寿丘”、“负夏”均地名。这里说，舜在历山耕种田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陶器以外的其它用具，有时去负夏（一名“负瑕”在今山东兖州北）。就时，适时。可见当时社会是多么平等和谐，令人生羡。 另一首古老诗歌乃虞舜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首诗歌，名为《南风歌》。据传，这是虞舜弹琴吟唱的一首歌，表现出虞舜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胸怀。故有“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见《史记•五帝本纪》)。让畔，将田之边沿多留出以让与邻。让居，将居所让给别人。苦窳（gŭyŭ），粗劣也。成聚，成为聚居村落。成邑，成为城镇。成都，成为都市。可见，舜乃民心所向也。《南风歌》全诗如下：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其中，熏，温和也。愠，忧郁或怨恨之意。时，此处意为适时。阜，多也；此处作动词，增多之意。其中，“熏”“愠”押韵，“时”“财”押韵（古韵）。该诗的大意是：温和的南风呀，可以平慰化解我人民之愁怨；适时而至的南风呀，可以增益我人民之财富。这首诗歌充分表达了虞舜希冀人民平和富有，愉快而幸福的强烈愿望。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集，就是《诗》或曰《诗三百》，即至汉代尊儒风起之后，被尊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或春秋时期初期，其中的《国风》诗篇，大多数是周廷从民间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并经乐官整理而成的。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云：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它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这就是说，在孔子整理出“六经”之前，《诗》已经是一种文献了。也就是说，《诗》辑成于孔子编修之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者。由此可见，《诗》成集最晚当在春秋时中期（春秋时期为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计244年）。 诗经分《风》《雅》《颂》三类诗篇。朱熹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这里所谓的“民俗歌谣”便是民歌；“正乐之歌”便是当时文人所写传唱于上流社会的诗歌了，主要写上层的社会活动及其礼仪；“宗庙之乐歌”便是对宗庙社稷的颂辞了。诗，最早源于民歌。这是因为周灭商之后，一统中原，分封诸侯，民有所归，整个社会呈现出升平景象。周虽得天下却对异族实行怀柔政策，即使商人仍有封地，宋国就是商之后裔的封地，以继承商之宗庙香火。周一统天下之后，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悦而乐之，便产生了大量的民歌。这些民歌便是诗经辑成的素材。故而诗经首成者当是《国风》，且置于开篇。《国风》百六十篇，占《诗经》百分之五十二强。《雅》乃文人之创作，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雅》合占百分之三十四略强。《颂》亦是文人之作，共四十篇，仅占《诗经》百分之十三。由此可见，诗经主要采集于民间，其次才是文人的创作。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对诗经有以下之论：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即西部）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从诗篇内容来看，《国风》主要写民风民俗，只有《邶风•击鼓》、《卫风•伯兮》、《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秦风•无衣》、《豳风•破斧》等数篇涉及战争。其中，《邶风•击鼓》一首乃写邶国参与周初王师对陈、宋的平叛。《卫风•伯兮》写的也是周初王师东征的事。《王风•扬之水》乃写在申地戎边的事。《魏风•陟岵》写的是父亲盼望在外服役的儿子回归。役，多指劳役，或许与征战有点牵连。《秦风•无衣》则歌颂士兵积极备战，参与王师征战的事。《豳风•破斧》乃写周公东征的事。以上战事均为西周时期王师征伐之战。因此，从诗篇内容来看，除了《周南》《召南》为周灭商之前的作品外，《国风》多数诗篇应为西周时期作品，少数为东周初期（春秋时期）作品。 诗经主要以四言句（言即字）为主，夹以雑言诗句，语助词用的较多，诗经里好多今语实词被用作虚词（大多是语助词）。例如《葛覃》篇之“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其中，前两句的第一个“言”字，后两句的“薄”字，都是语助词（一说“薄”乃“迫”之借用字意为“急切”）。而像声词之借用实词代之，如《关雎》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关关”二字，便是雎鸠的鸣叫声。诗经有不少爱情诗篇，如《周南》中的《关雎》、《卷耳》、《汉广》，《召南》中的《草虫》、《殷其雷》、《摽其梅》、《野有死麕》等等。其中，《邶风》中的《静女》一篇写得尤为有趣。该篇写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相会的故事：一青年男子下田劳动，他的恋人“静女”相约在城角等他，看到青年男子到来，她却藏了起来，急得这青年男子搔首，不知所措。静女很美丽，赠送恋人一支彤管毛笔，笔管闪着亮光，男子很喜欢。约会结束后，男子让牛儿自牧，自己归去田间除草。路上依然把玩欣赏着女子赠与的礼物——彤管笔，边走边感叹，并对着彤管笔自言自语，好漂亮好特殊的一支笔呀！不是因为你美，而是因为你是美人所赠啊。《静女》全文如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其中，“姝”，美也。“俟”，等待。“爱”，通“薆”，草木盛貌；此处作动词，意为“藏于茂密的草丛中或树后”，在古汉语中这种用法很普遍。“踟蹰”，迟疑、欲走不走貌。“娈”，貌美也。“贻”，赠也。“彤管”，毛笔也，笔管为红色。彤管当是一种表皮为赭色的筱竹做成的（细竹谓筱，粗竹谓篁，统之曰竹）。有些人多解释为“彤管草”之类，当是谬误。从左思的《娇女诗》之“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可以看出，晋代及其以前的诗人都将“彤管”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毛笔。这也符合中国古代重文的观念。虽然这位青年男子是一位劳动者，他的恋人赠之以笔，希望他读书写字，完全可以理解。若理解为草，特别是后面的“荑”解释为茅草芽，究其意义何在？考古界发现过中国古代恋人之间有赠“草”的习俗吗？尤其对“自牧归荑”的解释近乎梦呓：牧，释为郊野（注：牧有“郊野”之意，亦引申于本意）；归，牵强为通“馈”；荑，释为白茅草芽；“自牧归荑”释为“自郊野赠送白茅草芽”。前面已在“城角（隅）”赠以彤管草了，何以又跑到郊野来再赠送白茅草芽呢?其实，这种解释，囿于前人设定的“该篇为贵族青年恋爱故事”这一前提，故得出荒唐而可笑的解释。将牛儿放于野外或山上吃草，谓之“牧”；人不看管牠，任其自由自在的去吃草，谓之“自牧”。故“自牧”应指这位青年男子任牛儿自行牧草。“归荑”，应该指青年男子约会结束后回到田间去除草，故曰“归荑”。“荑”，除草也（读阳平声tí齐韵部）。《周礼•地官•稻人》：“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殄”消灭、灭绝也。“芟荑”，除草也。镰刀割之谓“芟”，锄头铲之谓“荑”。另，今语还有一用法，就是将多余的禾苗除去，亦谓“荑”，今多写白为“剔”。其它词语，“说怿”，喜欢也，“说”，悦之本字，读音同悦。“女美”中的“女”乃汝之借用字，读音同汝。“洵”，诚然，实在。“匪”，非也。对于诗经中的少数词语，前人有些解释可以说是有谬误的，而今仍延误之。原因就在于后人不敢更前人之轨易前人之辙。其实对诗经疏义方面来说，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继诗经成书约三百年之后，自别于中原诸夏之外的南方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西汉末，成帝何平三年，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原、宋玉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之《楚辞》。《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刘向的十六卷本早已亡佚。后班固、马融等之注本，也已失传。今之所见古本，便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该本以刘向的十六卷本为依，附加了王逸自己的一篇《九思》，是为十七卷。为后世所传。楚辞作者从贾谊始，均为汉人，其中，除淮南小山之《招隐士》等一两篇外，其余诗篇艺术成就都不算高，不过附庸而已。 其实，《楚辞》成书并非刘向所为，刘向当是首位系统校订者。“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朱买臣一段。朱买臣生辰不详，卒于公元前115年，即汉武帝元鼎二年。刘向校订《楚辞》为汉成帝何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二者相距近80年。《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如是：“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此段文字表明，庄助与朱买臣因“楚辞”俱幸得官或升迁。由此可见，这一段文字中的“楚辞”当是《楚辞》一书。而庄助与朱买臣因献《楚辞》这部书而得官或得以升迁。亦或《楚辞》就是庄助与朱买臣二人所编辑，庄助未官，朱买臣在官，不高。故“庄助使人言买臣”，让朱买臣献书，结果二人以《楚辞》俱幸侍中。汉代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初期文化发展方面极其缺乏文史典籍，故采取各种措施广谋之。献书可以得官或升迁，当是当时的一项鼓励措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当是这样的事实。故而《楚辞》成书当在朱买臣为官侍中、作“中大夫用事”之前，最迟不会晚于汉武帝年代。另，司马迁乃汉武帝元封三年任太史令，此时，司马迁当是38岁（司马迁当生于公元前145年），即使活到80岁，已至汉宣帝元康初年，至汉宣帝离位尚有十七年。司马迁寿命不会超过97岁，故司马迁卒于汉宣帝继位之前或在位期间。而刘向首次校订《楚辞》乃汉成帝何平三年，距汉宣帝离位相隔24年。如果《楚辞》成书为刘向所为，则朱买臣就难以因《楚辞》而得官或得以升迁，而司马迁亦不可能将他死后之人所辑之书写入《史记》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刘向裒集《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的说法难以成立。故笔者推测，最初之《楚辞》当是屈原、宋玉等楚国文人的作品集，《楚辞》成书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为楚国文人所辑成（恐怕《楚辞》亦在秦始皇所焚书之列）。后经刘向校订便加入了汉人之习作，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所云之貌。另一个可能就是，《楚辞》最初为庄助与朱买臣所编。 《楚辞》实乃屈原借用楚南（今湖南湘沅流域）巫辞形式，所作的属于“赋”的一种文体，前人谓之“韵赋”。屈原的弟子宋玉师承屈原文风，并发扬之，从而形成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诗体。《楚辞》使用的乃“赋”之语言，故《楚辞》多为杂言体，以五言、六言、七言为主，且句子中除感叹词“兮”外，使用了大量的散赋中常用的虚词，如“之、乎、者、也、而、以”等（诗经个别诗篇亦有用之）。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洪兴祖曰：‘三百篇（即诗经），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洪兴祖所指正是诗经与《楚辞》的主要不同之处（赋、比、兴，请参看第五章第9结）。 《楚辞》与诗经另外不同之处，乃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黄志浩先生在《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中是这样评价的：屈原“凭借着自己丰富渊博的学识，奇妙开阔的想象，磅礴炽热的激情，斑斓缤纷的辞采，将笔端驰骋于人间与神界的广阔空间”，表现了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屈原以其爱憎分明的情感，颂扬正义，贬斥邪恶，忧国忧民，其铿锵激昂的语言，悲壮忧伤的咏叹，让人感受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心灵震撼。故《楚辞》有着浓厚的的抒情韵味和震撼力。其次，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在《楚辞》中，‘香草’‘美人’除了分别作为‘贤臣’‘君王’的符号，还是‘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象征。”《楚辞》的这类比喻，“具有政治上的特定含义”，以至后来在学术界成了专门的学术术语（双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诗经与《楚辞》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南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数百年间诗歌创作状况进行述评之后云：“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此处，“风”指《国风》，以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以代表《楚辞》。也就是说，诗歌无论如何发展，追根溯源，不是诗经，便是《楚辞》。 自《楚辞》出现，“诗”与“歌”已经开始分离了，如《诗经》里的诗歌，大部分是用来歌唱的，是有曲调的，可供宫廷乐队或歌女演唱。这些曲调主要用古琴演奏，故被后人尊称为“雅调”。但《楚辞》则纯粹文人自咏（这种吟咏或许要借助“巫辞”的腔调），藉以发泄自己的忧思和抱负的。《楚辞》不是供宫廷演唱的。它是纯诗体。而“歌”则继续在宫廷乃至达官贵族手中延伸。汉代的《乐府》便是“歌”这一支脉的发展。
标签：诗歌,起源,及其
